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工作的开始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利益，在这个广泛医疗中心的建立中被显露无疑，并不新鲜。早在1908年，远东的需求就已极大地吸引了洛克菲勒先生的注意，以至于派出了一个由芝加哥大学Ernest D. Burton博士和Thomas C. Chamberlin博士组成的委员会，研究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教育情况。分别在每个国家考察数月后，委员会传回报告，建议在北京创建一家教育机构，用于教授自然科学。但是在慎重考虑后，提议仅发展医学科学分支，而不是承办更广泛的计划。在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前，1914年第2个委员会被委派出来，这一次仅针对中国，考察中国医疗工作的需要和机会。该委员会由芝加哥大学Harry Pratt Judson校长领导。其余成员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的Francis W. Peabody博士和汉口总领事Roger S. Greene先生，后者被任命为中国医学委员会的常驻董事。他们的报告赞同开展医疗工作的建议，并且提出帮助创建学校和医院的方案。
此后，中国医学委员会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支在中国成立。1915年夏季，第3个委员会被派出，成员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William H. Welch博士、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Simon Flexner博士、通教育委员会秘书长Wallace Buttrick博士以及洛克菲勒研究所的Frederick L. Gates博士。该委员会建议创建2所医学院，并且详细研究北京和上海提供的机会。其结果是，作出了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合作的决定，据此，中国医学委员会应接管土地，并在其最初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提供维护和新的建筑成本。
 
中国医学委员会的活动
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委员会旨在与其他机构合作，逐步发展中国医药科学体系。在其他国家，医药预防是基金会首先从事的主要工作，因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培育能够在国家和个人福祉方向显现出远远大于结果的前景，任何给定金额的开支，都超过治疗病患上等同的努力和金钱支出。但是在中国，若干因素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推迟启动直接的卫生和预防医学活动。
首先，公共健康的系统保护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而对于这类活动，私人机构有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援助，并且当隶属一些政府单位的周密计划时，如省级或直辖市，他们的努力通常最有效。在当时席卷中国的动荡政治环境下，政权更替频繁，执政当局需要随时应对更加紧迫的问题，大规模发展早期公共卫生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第二个难题是事实上，医药科学在广大群众中尚未获得充足的信任，无法获得进行有效工作所需的配合。此外很显然，尽管很多西方已知的预防医学可以立即应用在中国，但是需要应对的条件，无论是在生物、社会或经济方面，都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在做出公共卫生方面的重大努力前，对当地条件进行一段时期的仔细研究非常重要，以适当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最后，必须承认公共卫生项目的开展和医院的运行都不能缺少训练有素的人员，而当时中国已有的医生数量完全不足以承担开展任何有规模的工作。
 
历史和说明
因此，提出医学教育属于需要首先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就很自然地考虑开展以下活动：
1.  通过强化院校的科学课程的预先医学教育。
2.  医学教育
a.  本科生课程。
b.  T通过长期的研究生课程和适当指导下的实际工作，培养研究员、教师和临床专家。
c.  通过短期毕业课程培训国内外的私人医生和传教士医生。
3.  医学研究，尤其侧重于远东的问题。
4.  完善医院，使之成为临床医师和护士的培训中心、示范基地、执业医师必经的进修机构和大众教育场所。
5.  在中国民众中普及现代医药和公共卫生知识。
6.  通过促进服务的意识和理念，培养职业道德。
中国医学委员会最重要的贡献是重组北京协和医学院，包括召集大量教师、护士和行政人员，部分招募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机构，部分来自具有相当丰富中国医疗传教士工作经验的人员，以及来自数量日益增长的受过良好培训的中国人。在1921年，工作人员包括15名预先医学教师、57名医学院教师、31名护士以及48名行政和技术人员。其中，123名外籍人士，23名归国人员。新的医学院教学楼，能够容纳25个教室，后调整至50个，一家拥有50张床位的医院，刚刚完成建设并交付使用。
已经建立学期3年的预先医学院，招收熟练掌握英语的高中生，
 
为未来成为医学生，在物理、化学、生物、英语和语文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此期间，还要求学生选学法语或德语。在学年1920-21年开始时，学生注册为第1学年27名，第二学年23名，第三学年9名。当时维持预科学校似乎是一种必然，因为尽管一些中国学院在一个或两个科学上已提供良好的课程，但是一些好的机构在这些学科方面还是非常薄弱，并且彼等提交的用于医学院入学的学生，尚没有在所有三个学科都获得过适当的准备。与此同时，尝试帮助其他院校，使其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提供更好的教学。为此目的，直接捐资圣约翰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广州基督教学院、雅礼协会，用于修建教学楼和培训人员，同时有小部分给予山东基督教大学医学院的捐赠被用于预先医学课程。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1919年启动筹备医学院， 上一年有13位学生就读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课程。高年级在1921年秋开始临床实习。通过与本科生班级同步，大量的中国和外国医生接受了培训，一些被录取至普通本科课程，一些参加毕业生的特殊课程，更多是进入临床，承担各科室的实际工作。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先后招收了72位这样的人员，其中一些被聘用为实习医师、住院医师和助理医师。这些职位的津贴都显著低于外界，即便在核心机构，明确强调服务的教育意义，与此同时，避免年轻毕业生适应薪金高于其他地方的危险。对于没有在医学院正式任职的毕业生，中国医学委员会提供有限数量的奖学金，足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差旅费。
 
在一些情况下，对于对本毕业生专业训练的价值，收到令人鼓舞的报告，现在，大学进入了新的季度，大部分员工正在工作，可能提供更好地服务，如同其活动的其他分支。针对医生的特殊毕业课程主要在农历新年和暑假期间进行开办。
医学院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护士专修学校，希望向中国年轻女性提供与美国最好医院相当的护理教育。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熟练掌握英语，是入读四年制课程的必要条件。第一学年被用于课堂和实验室学习，包括在预先医学院的课程。在剩余的学年中，进行与理论指导相结合的病房实习。目的是让毕业的护士能够承担教学责任和其他医院工作的岗位，达到国外护士培训的水平。许多机构已经无法保障外国护士的安全，即使当他们的支持获得保证时，该事实显示对中国人进行同等培训的迫切需要，她们宽广教育背景将使她们获得尊重，即如果医院想要发挥正常的功能，护理部的存在必不可少。研究生也可以被招收至护士专修学校，其中一些熟练掌握英语研究生可以获得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如果其在北京专修学校的工作质量证明值得获得资助。近期已安排与北京大学女子学院的联合课程，第一学年在大学学习，后续学年部分在学院医院实习，最后授予北京大学的学士学位。
创立营养学系，对所有重要的中国食物开展化学研究，以妥善选择医院饮食。向护理专业的学生进行营养学方面的指导，并向希望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其他学生提供辅修课程。
尽管将其主要精力和资源投给北京协和医学院，
 
但是委员会也关注其他机构的发展。具体地说, 分别向湘雅医学院和山东基督教大学医学院提供资助。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一样，湘雅医学院也采用英语教学，而山东基督教大学医学院用汉语进行授课。小部分资助被给予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以及北京的公立学校-国立医学院。相比以前，湘雅医学院和山东基督教大学医学院也已能够从中国医学委员会以外来源获得更多支持，尽管他们还有许多迫切的需求，但是他们如此好地利用所获得资金和不断努力达到更高标准，使得他们应当毫无疑问地期待未来发挥更大作用。休假期间，这些学院的教师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医学院担任初级教学职位，从而获得很多有益的经验，同时帮助他们的机构赢得各界的广泛认同。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医学委员会向医学院教师提供奖学金，而不是其他北京院校，是为了使他们在休假期间能够进行各自部门的系统研究。
因此，中国医学界在没有任何科学交流共同语言媒介的严重缺陷下艰难前行。目前还没有公认的中文医学术语；现有在国内外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受到不同外籍教师的影响，自然固守所使用的教授语言，而没有其他令人满意的表达手段。在中国医学传教士协会的敦促下，成立了联合名词审定委员会，并在医学和预先医学的官方术语的编制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政府机构已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新术语的发布需在教育部的批准下进行。中国医学委员会通过资助中国医学传教士协会和中国全国医学会，协助出版企业和生产中文医学文献的工作。
 
尚未考虑建立完全致力于研究的特殊机构，但是预计医学院校的教师将及时能够对医药科学做出重要的原创性贡献，因为这一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些工作方面给予教师一些机会的意图。中国医学传教士协会也拥有供北京教师合作的研究委员会。通过该机构，可能经协调广大独立工作者的努力，确保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结果。
许多注意力都投入到在中国建立医院标准中，因为除非存在年轻医生能够在适宜环境下从事其职业的机会，否则医学教育的大部分工作都将被浪费了。相似的浪费经常可见，很多在其他学科接受过高技术培训的中国人在回到故土后，发现在其专业方面找不到适合的就业，也没有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资深同事给予所需的指导。传教士协会在中国医疗工作中的领先地位已被确认，已尝试通过加强他们医生和护士的人手与其合作，从而保持医疗进步的最重要力量。显然不可能有效地与中国超过300家的医疗教会中心都进行有效地合作，因此一般政策是资助位于主要医学院校周边的医院，使其与院校建立亲密的非正式联系。同时也优先考虑位于重要城市，具有稳定本地支持的机构，以及那些已在人员、设备或建筑物方面拥有良好内核的机构，因为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医学委员会可以通过相对小的捐助，产生最大的效果。援助已由捐款的形式转为支持增加人员，提供一般的维护费用和改善建筑物和设备。最近，捐款已经没有超过建议的增加和改善所需总资金的一半，剩余部分由教会机构提供。
 
截至1921年6月30日，已向30家教会医院和1家纯中国机构进行过这种类型的资助。很可能严格教育机构的更为迫切要求，将使其此后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将大量资金用于这个分支工作。无论如何，这些医院的未来发展必须主要依赖于它们争取所服务社区支持的能力。
不但这些医院获得的教会捐助增加，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所取得的进步已使争取中国人增加支持成为可能。中国医学委员会也向大量在教会医院工作的医生提供资助，用于休假期间的研究生学习。传教士医生在拯救病患方面的伟大工作已深入人心，不需要再进行过多的评论。尽管普通的教会医院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但是它拥有一份伟大的实力，通常本土相似规模机构无法具备，即1名，有时2至3名经验丰富的医生将全部时间完全贡献给医院，员工通常居住在医院附近，使患者可以随时获得至少1名住院医师的诊治。教会医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人们对西医的广泛信任，使医师在疫病流行期间能够更有效地开展预防工作。在尚未创建医院的地区，人们广泛的不信任使得针对鼠疫和其他传染病开展有效预防运动极端困境，并且往往不可能实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向教会医生寻求帮助不断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经常就当地政府机构的卫生问题向他们咨询建议。
到目前为止，中国医学委员会在公共卫生问题的大众教育方面尚未进行过单独的努力。大部分的工作已由个体医师以及联合其他团体的中国医学传教士协会完成，但是在未来，医学院校无疑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协助。
虽然现在中国医学委员会已成立近7年，但是它仍然是在这个国家开展工作的众多最年轻的外国组织之一。
 
正如中国医学委员会所做的那样，进入了一个充分准备的地区，享受与如此多分享共同利益的朋友的友好合作，它希望通过其不断增长的经验，能够及时为伟大中国人民的进步作出有益贡献。
 
医学传教士在北京的工作开始于1861年伦敦传教士协会William Lockhart的到来。在此之前，Lockhart已先后在澳门、上海和舟山工作过。他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馆附近开了一家小药房和门诊。3年后，他的继任者是Dudgeon医生，Dudgeon医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西医引入中国的积极运动。此后，工作缓慢进展，直到义和团运动时，所有建筑和工厂均被摧毁。
在义和团运动后，更广泛基础上进行建设和教育工作的需要将中国所有的朋友召唤回来，首个尝试是在北京建立一所具有现代水平的医学院校。在1906年，对于伦敦传教士协会所进行的联合学校筹备工作，两家其他团体加入了进来，并且此后不久，又新增三家其他社团，因此，相关的特派团在数量上达到6家：伦敦传教士协会、美国公理会差会（美部会）、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差会、福音传播协会、以及伦敦教会医学会。首个班级在1911年毕业，距Lockhart医生在北京开始医疗宣教工作仅50年。
协和医学院是首个通过联合英国和美国的医疗人员，以及代表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协会而在中国创建的医学院。其组织者是伦敦传教士协会的Thomas Cochrane博士，他有幸获得西太后以及多位中国高级官员的赞助和财政支持。他还得到来自各界人士的宝贵援助，如后来的Robert Hart先生、Ernest Satow先生和Douglas Gray博士。Cochrane博士，来自伦敦，是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新建筑捐赠仪式的嘉宾，1921年9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短暂停留。
 
该学院几乎完全被中国政府认可。教育委员会向所有毕业生颁授特殊的毕业证书，并且一些年来，某些政府部门作出支持该机构的年度拨款。一群非常能干的学者被固定为教学人员。其中包括后来的H. V. Wenliam博士，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和才华的人，怀揣着帮助建立一所现代医学院校的人生目标来到中国；英国的J. G. Gibb博士和J. M. Stenhouse博士，以及美国的Francis J. Hall博士；他们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组前的教学采用中文。一些毕业生和学生通过紧急时刻中的公共服务脱颖而出。2位高年级学生在1910大瘟疫流行中为他们的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辛亥革命期间，超过32位学生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工作。
此后，学院缓慢发展，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中国派出委员会，研究当地的医学教育问题。最终结果是，中国医学委员会收购了整个学院，并且按照来自纽约州立大学校董会的章程对学院安排了完整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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